所以公债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是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考量，或者是说当代人的财政能力和下代人的财政能力的问题。

通过统一规划与有序投资，实现我国重大水系的互联互通。而这种操作内在的副作用则是我国无货币发行的自主权，却有持续超发人民币的压力。

在发达国家，有过美国上世纪对全国州际高速公路系统的投资。③市场化挑选基金管理人，开发使用那些国家部委办局中包括退休仍适宜工作的、具有产业和大型工程/企业经验的干才，与资本市场的现代专业人才结合，打造市场化、专业化基金运作团队，建立以国家荣誉和长期经济利益并重的复合型长期激励机制。其内涵包括：第一，把过剩的产能转化为短缺的基础性生产要素的投资。二、能源资产与节能减排：转向自主的清洁能源，优先发展新一代核能和万亿度规模的太阳能为主的电力生产和新型智能电网，减少对国际油气的依赖度。六、西部开发与平衡中国：上述生态环保、能源资源等基础生产要素的投资新基础设施主要布局西部，能发挥西部比较优势，更能使西部可持续发展。

重要的是，对基础性生产要素的投资恰好又能立即提高对过剩行业的有效需求。只有宏观-战略投资到位，基础设施与战略性生产要素得到保障，微观-盈利投资才能有效运行。需求分析主要处理总量问题，指标是均质、单一、可通约的，但供给分析要复杂得多，需要处理结构问题、制度构造问题等，指标是非单一、不可通约的，更多牵涉到政府—市场这种基本关系，必然在模型扩展上带来明显的挑战和非比寻常的难度，但这却是经济学创新与发展绕不过去的重大问题。

现在讨论问题，应放在非完全竞争这样一个可以更好反映资源配置真实环境、涵盖种种垄断竞争等问题的基点上，来升级、扩展模型。第一，经济学需要强化对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此外，还需要注重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结合，注重对政府、市场与第三部门的互动做全方位的深入考察。此外，应重视在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之下寻求共赢。

传统的需求管理框架下所强调的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只有联通至消费供给、投资供给和出口供给，才有可能对应地成为各自需求的满足状态，其中蕴含的是由需求侧原动力引发的供给侧响应、适应机制，即相关要素配置和制度安排的优化问题。更多的中长期问题和慢变量问题，也必然成为供给侧研究要处理的难题。

一句话，就在于以有效制度供给支持结构优化，激活全要素生产率，对接全面小康、联通中国梦。以上这些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需求方面的认识——需求管理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成果中已相对充分，将来应在供给方面更丰富地、更有针对性地提高认识框架的对称性。（二）新供给研究中的立 我们必须结合中国的现实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和启示，以更开阔的视野，考虑我们能够和应当立的方面。高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重。

政府、市场由分工、失灵到替代，再由替代走向强调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式的合作，反映了人类社会多样化主体关系随经济发展、文明提升而具有的新特征、新趋势。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宏观调控中反周期的政策实践取得了颇多成绩，但若继续延续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和仿效发达国家的需求管理思路，贯彻单一的反周期操作，其局限性将日益显现。双转：人口政策从放开城镇一胎化管制逐步转向适当鼓励生育，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贴标签的背后，是认识的极端化和简单化、浮躁化

2016有三个不确定因素左右着外需。20-34岁这部分购房主力人口比重未来将持续下滑，房地产的刚需下降。

由于制造业投资也是内生的而且受制于产能去化，新产业的投资规模短期很难替代传统行业。同时，强化的美元将抑制大宗商品价格的反弹。

尽管决策者也在不同场合表示人民币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但并未言明是一篮子汇率还是美元汇率。当前的经济数据已经处于过去五年乃至十几年来的低谷，官方（统计局）公布2015第三季度中国GDP增速为6.9%，基本完成全年7%左右的目标。这其中尤其是地方政府和国企的债务问题，尽管中国政府拥有超过35万亿的净资产，但如何巧妙的转移过高的地方政府杠杆，完成从地方到中央、从政府到居民、从国内到国外的转移腾挪，用长久期的成本低廉的负债去匹配地方政府那些缺乏流动性的长期资产绝对是一个重大挑战。综合考虑国际收支顺差、经济基本面和其他非市场因素，我们认为2016年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幅度应该在5%以内（到年底）。例如行政体制改革可能是一个快改革，尤其是行政审批的下放或者取消，而配套的民间资本进入的实质举措则是慢改革。美联储何时加息以及加息通道具体形态如何已经不仅仅是美国自身货币政策的选择，更是关系到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和经济复苏的头等大事。

2016年通缩的风险并不能完全缓解，流动性宽松仍然是主旋律，预计M2增速仍有望达到13%以上。目前，银监会数据显示截止2015年三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仅占总资产的1.59%，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

预计2016GDP增长速度可能进一步下行至6.5-6.7%。金融改革是其中最为复杂的改革，但实际上过去两年来金融改革反而成为倒逼其他改革的最快变量。

类似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所给予的教训，如果最终结论是监管跟不上金融创新和开放的步伐，那中国金融体系内部的调整就更加紧迫。资金供给层面，居民大类资产配置仍将继续向权益类资产转移，但监管层对杠杆的严格限制将减缓这一速度，预计有2-3万亿左右的理财、储蓄资金会通过各种形式流入。

一旦这种情况出现，我们也不认为美国可以独善其身，因为它众多的跨国公司都在新兴市场广泛开展业务并有很大规模的营收，一旦全球经济恶化，美联储可能会将放弃加息转而进行更多的宽松，但那时可能已经为时已晚，更多的流动性在边际上的药效已经钝化。房地产由于库存的进一步去化，投资可能出现弱企稳，但是近两年新开工面积的持续下滑，可能导致2016年上半年的在建投资进一步萎缩。从2014年11月开始，央行货币政策从定向宽松转向全面宽松，已经经历了6次降息和4次降准。另一方面，2016年作为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民生改善等政策执行力度可能会加大。

确实最新上线的一篮子汇率指数表明，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仍然还在升值中，那是否可以淡化对美元汇率或者容忍更大波动幅度呢？笔者认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如果完全由市场决定，则还有一定的贬值动能存在。2016年预计会降息1-2次，25-50BP，整体利率水平有望再下一个台阶，10年国债收益率可能再下行40BP，到达2.6%。

这其实是同中国自身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完全兼容的。近几年居民消费和厂商消费的上升增长动力一方面受到消费倾向提高影响，表现为消费升级，另一方面受到新消费模式影响，表现为政府推广电商模式。

社融增速的12个月移动平均同差在扩大，实际上，去年下半年开始同差已经开始上升。同时，通过国开行专项债投入约3-4万亿。

随着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结束，中国决策层对2016年的经济工作已经做出了部署，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结构性改革仍然是重中之重。2014年狭义和广义的债务率约86.5%和135%。但如果是后者，则意味着加息通道相当陡峭，只有最快速的火中取栗才能保证全身进退，而这无疑会加大全球市场的波动率。从CPI的周期来看，错开40个月后CPI具有较高的拟合，然而在目前的拟合周期里CPI中枢明显下移，预计2016年全年的CPI大概2%左右。

加上2016全球经济可以预见最多是弱复苏，特别是中国经济增速可能进一步下滑至6.5%左右，考虑到大多数资源国的产能都附着在中国的价值链上，而中国的产能又附着在进展缓慢的欧美发达的消费型经济体上，这必然会抑制大宗商品的需求。最后，美国主导的TPP和TIPP试图重新塑造国际贸易格局。

这必将再次引起全球金融市场新的完美风暴，加上目前不稳定的地缘政治格局，恐怖主义更可能火上浇油，而这将是危机的第三波，其杀伤力未必小于前两波的美债危机和欧债危机。在犬牙交错的改革断裂地带，各种矛盾和风险会逐渐地充分地暴露。

首先，美联储加息进程对全球经济有着较大影响。可以理解市场的主要担忧主要来自汇率方面，特别是在人民币历史性地加入SDR篮子以后。